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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企业角度看，中国应该胸中有世界，世界更应该包容中国，理解中国。中国仍然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也从来不会发动战争，根本谈不上威胁世界。我们把最好的产品送向世界，是一种对世界的贡献。”董明珠表示。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

2013年6月，斯诺登向《华盛顿邮报》和《卫报》提交了一系列美国政府全球监控计划的机密资料后便飞往香港，之后又转飞莫斯科，并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过境区度过一段时间。随后，俄罗斯给予斯诺登一年的临时庇护。2014年8月，斯诺登获得俄罗斯为期三年的居留许可，这使他不仅可以在俄罗斯旅行，还可以在国外旅行。2017年1月，斯诺登的居留许可延长至2020年。

第二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来自于要素红利，要素红利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以及高储蓄红利。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过去三、四十年的劳动供给的情况和人才供给的情况，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土地红利还在不在？高储蓄红利有没有转换为企业低的融资成本？第三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技术红利。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学界也有争论，“中国模式派”过度强调了增长的条件，而“普世模式派”主要是强调了增长的本质，技术红利和企业家精神，更看重要素红利，就是人口、高储蓄，还有土地。

“后来居上的感觉需要很长时间消化。”王波明表示。而这种现象，正是当前国际热议的“修昔底德陷阱”。他同时指出，经济总量之外，中国在教育、文化等很多“软件”方面还需要虚心向世界各国学习。中国该以何种姿态应对困难和挑战？李稻葵表示，一是必须解决内生动力，包括保护企业家产权、激励科技创新人员、激励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等“关键少数人”；二是做大中国经济底盘，即提升近十亿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人口的收入，满足其基本社会保障。“这部分群体如果能够逐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中国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高管薪酬已成为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期的一大看点。而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和上市公司市场化加速，高管薪酬也从几十万元到百万元再到千万元逐级上升。随着高管薪酬不断上涨，坊间对上市公司高管的高薪酬再次产生疑问。回归本质，公司股东之所以给予高管高薪酬是以其能为公司赚取更多的利润为前提的。而如果高管无法给公司带来利益，则高薪酬也成了“空想”。

避免相关风险演变 徐忠还对大技术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不公平监管的影响作了观察。大型技术公司Big Tech涉足金融领域，一方面与其在平台、技术、客户和数据方面的优势有关，另外也与受到的监管比较宽松有关。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大技术公司可与金融机构形成比较好的互补关系。在支付、资产管理等领域，大技术公司可能与金融机构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并可能因为监管标准的不统一而享有不平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对大技术公司金融业务监管应实时介入，以避免相关风险从小到不值得关注演变到大而不能忽视。